列美·巴丁娜

右一为刘衍淮女儿刘美丽

商务印书馆2021年

第九届“十大好书”评选在京揭晓，《丝路风云——刘衍淮西北考察日记(1927—1930)》一书入选。

《日记》记事，始于1927年5月9日，迄于1930年4月19日，1077天无间断的西北考察日记，事无巨细地记录了为期三年的西北科考经历，是“中国西北科学考

查团”最为完整的考察实录，堪称中国气象学一代宗师刘衍淮学术起步阶段的成长史。

结缘气象·丝路风云

刘衍淮(1908—1982)，字春舫，1908年7月18日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。先后就读于平阴县城模范小学、济南私立育英中学。1925年，考取国立北京大学理预科。

1927年春，新文化运动以来民主与科学的影响早已深入人心，已是理预科二年级学生的刘衍淮，看到北大三院布告栏里一则“西北科学考查团”招聘气象生的告示，奋然报名。经过严格考试，他以19岁风华正茂的年龄，成为科考团最年轻的成员。此后三年，经行大漠、天山，饱尝辛劳，更收获满满。结束气象观测工作后刘衍淮前往德国留学，从而步入中国气象学、气象教育学的征途，终其一生与中国气象事业结下不解之缘。

1926年，德国汉莎航空希望开辟一条欧洲通往中国的航线，聘请了著名西域探险家、德国人斯文·赫定进行航线沿途气象考察。次年，一个在日后于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，在北伐战争如火如荼之际，1927年5月9日，“西北科学考察团”从北京出发，踏上了漫漫征途。

恶劣的社会环境以及简陋匮乏的交通、通讯、后勤等物质条件，注定了整个丝路气象考察的过程无比艰辛，这在刘衍淮日记中随处可见：

“民国十八年六月廿一日，早两点一刻雨，至五十分。五点十分又雨，天阴云。十点半后，淫雨连绵，时下时停，至下午。……北山上的雪又顿增了不少。晚饭后，闲步河干，欲渡而登西山，河水宽，虽抛石河中以冀得踏石而过，然终以水深流急无效。乃至下游，跃过三数仄流，末一终未得过，乃归。本日等备明日作海子之游，数日来终未得一引路者。

廿二日，上午天晴。收拾毕，带二人、二马、五驴及什食、账房等，于十点三十五分东行，傍北山，石甚黑。十一点，过一房之北，不识有人居否。十分向东北东。十二点向北东，八分至特革斯，有居民五六家……询知路尚在南方，乃折西南。三十分方望见驴来，候十数分，又东入山。渐上渐高，路极崎岖之能事。五十分到一小达坂顶，下，仍单骑先进。路旁几尽系白剌，间有苔地生之松。一点后曲折东行，廿五分过一沟，上下小达坂，坂虽不高，然突立难行。……候多时，东登一坂，仍不见驴队之来。

两点后落雨几滴，至两点半后尚不见人来，乃归而寻焉。上下达坂，见驴印，乃迹而沿一沟南行寻之。此沟即生杨树之沟，此不过为其南部耳，名塔特里阿克阿鄂则。三点东行合大路，即克斯尔和屯来之路。北北东，由前候驴之达坂东西东行稍偏北，水流大，树林多，草亦茂，牛羊颇多，骤马疾行，惟以路多顽石，终难极快。渐见驴队，二十分渐北北东，地名乌朋尔阿鄂则。三点五十分，过喀拉达失。北行，四点至喀宜和屯。折东行，天浓云四布，大雨骤至，衣服尽湿，而身衣单衣，怎能不冷?暂息树下，而雨不止，不可耐，乃归寻衣，于牧者火畔易之，住此。鞍马、箱件，无一非湿。

支帐毕，移物其中，而雨犹不止，水渐入，而地又多牛羊之粪，秽污不堪。于帐中生火作饭，于是浓烟薰人，几不可耐。行路是有乐，亦有苦也!六时后雨稍小，六点半又大雨，至七点半后又稍小，以至于夜。住山沟中之拐弯处，多树株，高山夹流，水声涛涛，然草几等于零。即有之，今日马驴亦不得而食矣。自喀拉古尔至此约行有二十一公里，而绕至特革斯及折回绕远寻驴之所行，亦计于其中也。九点气压为588.5mm，温度10.5℃及6.5℃。点滴之雨不绝。”

1929年6月21日《日记》：“……北行，四点至喀宜和屯。折东行，天浓云四布，大雨骤至，衣服尽湿，而身衣单衣，怎能不冷?暂息树下，而雨不止，不可耐，乃归寻衣，于牧者火畔易之，住此。鞍马、箱件，无一非湿。”

在博格达山高山气象观测期间，刘衍淮独守空山。初春的天气变幻莫测，崇山峻岭中不时有风雪骤至，遮天蔽日，深山幽涧中，不时回响着野兽的长嗥。走在天池的冰面上，积雪下迸发出冰盖融裂的巨响，令人胆战心惊。刘衍淮毅然坚持，成为独当一面的气象工作者，以实际行动回应了外方团员对中方团员的偏见。

1928年6月初，建立库车气象站后刘衍淮独立承担气象观测，逐月将采集到的气象数据做成报表，定期寄送郝德和南京政府。1928年9月，考察团在距库车90公里的喀拉古尔山建立气象台，又从迪化(今乌鲁木齐)新招收一名气象生张广福，由刘衍淮进行指导，使库车地区气象监测工作在他离开之后得以延续。

流动大学·五四风貌

考察团的中外成员，有多位学有专长的专家。外方团长斯文·赫定，是享誉中外的著名探险家，他中亚探险积累的丰富知识，让刘衍淮受惠颇多。他利用赫定传授的知识，通过计算骆驼行走的步伐画出行程路线和距离，掌握了沙漠行程的测量技术。还在赫定的指导下绘制了几十幅考察速写，成为摄影、摄像的补充。

中方团长徐炳昶是留法哲学博士，刘衍淮随其调查民情、学习法文。袁复礼是美国学成归来的地质考古学家，刘衍淮与其一起寻找化石、学习地质学知识。黄文弼毕业于北大哲学系，在哲学、考古学研究及中国传统文化诸方面学识渊博，他携带的西域历史、地理等六箱书籍，让刘衍淮受益终生。

刘衍淮除了阅读原本就有基础的英文、德文版气象学专业书籍，还刻苦学习法、俄、蒙以及维吾尔文语言，还从迪化的俄国学者那里借来回鹘语著作《习畏兀儿及古突厥字》。在博克达山，刘衍淮一边例行记录风云变幻，一边学习《德文轨范》等著作，为日后学术道路的拓展奠定了良好基础。

考察临行前，考察团常务理事、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的刘半农，谆谆叮嘱气象生们“要把所见所闻都要详细记录下来，有些事当时看可能没什么用处，以后却可能有大用处”。

刘衍淮谨遵教诲，将三年、1077天的考察经历写成了近600页、35万字的《日记》，加上200余幅旧影、速写，忠实再现了考察团的西行之旅和民国西北风貌。

西北科考团数十人跋涉万里，辛劳累年，耗金巨万收集的气象材料，均由郝德负责汇集整理，然而大部分资料还未及公布就毁于二战战火。刘衍淮的《日记》所保留的第一手气象观测资料，则成为唯一可资参考的文献。

西北考察的三年，也是积贫积弱的中国内忧外患之时。刘衍淮作为一名从五四运动发祥地——北京大学走出的青年学子，其政治敏锐性和爱国热情在《日记》中贯穿始终。他途中时常研读孙中山的《建国方略》，思考边疆“将来实业计划问题”。

济南是作者中学时代负笈求学之地，“济南惨案”发生，刘衍淮感同身受：“家乡糜烂，闻之痛然。”在库车得知日军占领济南，久久不能释怀：“拿来五月份《东方杂志》，内载五月初旬日人在济南演出之空前惨杀触目伤心，惨不忍闻。在昔繁华热闹之商埠，今已变为森严四布日兵根据地，巍然雄壮之城郭，已为颓废圮毁之日弹牺牲物，其戮杀之惨凄，甚于虎狼，其手段之鄙劣，有过鬼蜮。迟迟至今，已逾半载，仍系悬案，发指心痛，莫此为甚!”

1929年5月9日，刘衍淮在日历上奋笔标示“勿忘五月九日国耻纪念”，并写下洋洋千言日记，以铭记1915年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国耻。1925年“五卅惨案纪念日”，又在日期后醒目标注“上海惨案纪念”。即使赴德留学身处异乡，刘衍淮的爱国情怀一以贯之，这也是他日后走科学救国之路的动力所在。

考察团中外成员的合作，充满了“命运共同体”下双方的真诚友谊与和谐共处。刘衍淮与他的学术引路人、也是引荐他到柏林大学攻读的气象指导郝德，更是结下深厚友谊。1969年，刘衍淮应洪堡基金会邀请访问德国时，又登门看望了这位良师益友。

科考团成员分属中国、瑞典、德国、丹麦四个国籍，由于思想观念、道德水准和信仰的差异，以及少数外方成员存有的对中国的偏见，在生活、工作中产生误会甚至矛盾冲突在所难免，刘衍淮总是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加以处置。他发现有外方成员拍摄“声调鄙俗，令人肉麻”的地方戏曲、过度惩罚偷盗团队骆驼的中国苦力，以及绘制违反条约的五万分之一地图等行为，总是第一时间告知中方团长予以阻止，事后仍久久不能释怀。

西北世态·民族情结

《日记》浓笔重彩地记载了特定时代背景下西北政局的要闻和社会风情，这些鲜活的史料，对于新疆近现代历史的研究是难得的详实文献。

在包头，刘衍淮将北大《风俗调查表》发放给当地学生;到达新疆，在博格达山采集哈萨克、回、塔塔尔族情歌;在库车，抄录、翻译维吾尔族曲子。《刘衍淮蒙新民歌抄本》30多首曲子，用拉丁字母记音、用该民族语言词汇解释，有全部曲子的汉译。独自一人搜集整理多个民族、多种语言的音乐素材，在同时期十分罕见，十分难得。

《日记》原汁原味地记录了见闻中的蒙古族婚姻、汉族庙会、柯尔克孜族在天山深处的放牧，以及南疆维吾尔族的巴扎、节日、跳皮尔治病、盖新房等习俗。

刘衍淮对考察途中所见种种落后现象，充满了批判精神。在库车，得知年逾花甲、三妻四妾的阿吉要娶维吾尔族十四五岁的幼女，为之愤愤不平，并对“官府视若无睹”深感痛心。《日记》多次提及鸦片种植，政府却大开绿灯，从而对刚刚北伐成功的国民政府表示了深深的失望。

求学德国·他乡月明

1929年11月科考结束，在斯文·赫定和郝德的帮助下，刘衍淮与李宪之决定赴德留学。次年，进入德国柏林大学(今柏林洪堡大学)攻读气象、地理与海洋学科。1934年，刘衍淮以德文论文《中国东南沿海气候与天气之研究》获得博士学位，成为继竺可桢之后，第二位获得这一学位的中国人。

刘衍淮参加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经历、他的讲演，广受师生们称赞，同时获得了一位少女——列美·巴丁娜的芳心。巴丁娜出生于西班牙巴塞罗那，父亲是著名教育家。巴丁娜获得马德里大学博士学位后，以优异的成绩得到奖学金资助前往柏林大学进修，得以邂逅刘衍淮。当时的德国正被狂热的种族主义所支配，官方不允许为一位中国人证婚，于是两人在中国驻柏林大使馆举行了婚礼。

1934年8月，刘衍淮学成归来，受聘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暨研究院研究员，兼任清华大学地学系讲师、气象台台长。

1935年，巴丁娜怀抱长子刘元来到久闻其名而又神秘陌生的国度——中国。次年春假，刘衍淮率家人回山东省平阴县探亲，因了文化的冲突、时代的局限以及世俗的偏见，这是一次并不愉快的行程，为两人的跨国姻缘系上了无形而沉重的镣铐。

1936年秋，经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推荐，刘衍淮赴杭州出任中央航校气象教官兼气象台长，为抗战期间中国空军以少胜多、获得最后胜利，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后中央航校迁往大后方，刘衍淮一家先后迁居杭州笕桥、云南昆明，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路途。在南京至汉口的渡轮上，一家人幸运地躲过了日军轰炸，但巴丁娜所带行李大都随着另一艘驳船的沉没荡然无存。到达云南，住进昆明城郊的一个小村庄，刘衍淮着手创办、主持空军测候训练班，并负责气象台的管理。巴丁娜用奎宁治愈村民的疟疾，为他们缝制蚊帐阻隔传染病的蔓延。1945年日寇投降，刘衍淮一家转移到成都附近的凤凰山。临行之际，村民们献上了水果、干粮、火腿，依依不舍地挥别这位金发碧眼的邻居。

1949年12月，刘衍淮一家随军离开中国大陆，来到台湾南部的冈山，刘衍淮服役于冈山空军气象训练班。1960年7月，受聘担任台湾师范大学史地系主任兼教授，后创立地理研究所，任主任兼教授。1978年退休后兼任教授，担任中国台湾地区“中国地理学会”理事长。1982年10月5日，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。

1960年巴丁娜走出家庭，在淡江学院、基隆海洋学院等处教授西班牙语和法语。她教学认真，爱学生如子女，替穷困学生缴纳学费。由于语言才华出众，教书生涯一直坚持到退休。后随子女移居美国。巴丁娜喜欢别人叫她“刘太太”，“我是个中国人”，她常常说。巴丁娜75岁时，将其人生经历写成《他乡月明》一书。1999年离世。

刘衍淮是我国气象事业的开拓者、气象教育的奠基人，开设过气象学、气候学、地理学、地形学、海洋学、数理地理、地图学、区域地理、地球科学、地球物理等课程。自1931年发表《天山南路的雨水》，直到晚年，写作了大量关于西北科学考察和考察团学术史的文章，包括去世当年发表的《斯文·赫定最后一次在我国西北的考察1933—1935》《中国与瑞典合组之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(1927—1933)》，体现了他对气象事业开端时期的怀念。刘衍淮晚年回顾起这段科学考察，将之视为自己事业的起点，而他的《日记》则成为对这段特殊人生经历的真实写照。

2017年，在北京大学主办的《纪念中国西北科学考察九十周年展览》上，刘衍淮之女刘美丽代表刘家七个子女，将父亲刘衍淮的全部遗物捐赠给了中国学术机构。

刘衍淮的清华大学同窗、与其共同参与西北气象考察的李宪之(1904—2001)，论著有《塔克拉玛干沙漠对若羌天气的影响》《东亚寒潮侵袭的研究》《台风的研究》，皆为研究寒潮和台风的奠基性、经典性著作，在国际气象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。李宪之长期从事气象高等教育，在清华大学、西南联合大学、北京大学任教，培养出了大批气象事业的优秀人才，是我国气象科学研究和气象高等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，与刘衍淮并驾齐驱，同为海峡两岸气象学界泰斗级人物，最终应验了斯文·赫定“深信刘(刘衍淮)李(李宪之)二君对于世界科学将有重大贡献”的预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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